我们的经济状况不仅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的油价冲击、工会大亨和无能的央行行长，而且更糟。在我看来，上世纪70年代和今天有三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却打破了平衡。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一系列价格冲击之后的通胀上升，以及各国央行对此的反应方式。在英国，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胀率在1975年升至23%。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但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随着1978年开始的第二次油价冲击，通胀再次上升。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和全球其他央行过早地开始降息。
如今，英国、美国和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在5%至6%之间。所有这些国家的基础利率都远低于通胀水平，就像上世纪70年代一样。央行行长们再次暗示，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一直在暗示，加息周期已接近尾声。最近，法国央行(Bank of France)行长也是如此。这或多或少就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公共财政的恶化。在节俭的50年代和60年代之后，70年代的政府开始积极使用财政政策来应对接连发生的危机。1976年，英国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并接受了IMF的纾困。上世纪7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
这正是近50年后西方政府所做的，无论是在疫情期间，还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部分刺激支出是由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提供资金的。美国批准了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共计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世界各地的西方政府为企业提供资金并补贴工资。在能源价格上涨之后，他们又这样做了，帮助个人和企业支付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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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Schmuecker现代财政政策是在“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指导原则下运行的——这一表述比大多数人更能描述过去10年的心态。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在严格的预算限制下苦苦挣扎。有些事情是政府做不到的。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了月球，但它开始忽视自己的城市。然而现在，当我们遭受流行病和战争的打击时，生活一如既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第三个相似点是全球政策体制的转变。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世界，加上日本和大洋洲，将自己锁定在一种以美元为锚的半固定汇率体系中。它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长期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但是，就像所有的汇率制度一样，由于多年来各经济体的分歧，它最终崩溃了。
我们今天的制度转变与汇率无关，而是与全球贸易关系有关。我在2月8日的专栏文章中提到，“一个世界的全球化”分裂为两部分。地缘政治已经介入。我们仍然彼此贸易，但现在我们把贸易和投资转向了我们这一边的国家。离岸外包现在变成了朋友外包。
相似之处到此结束。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会像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那么温和。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我记得撒切尔的激进主义在当时尤其极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可怕。
撒切尔主义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向自由市场和放松管制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激烈的经济辩论的结果。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看看英国两大主要政党荒谬的经济政策优先次序就知道了。首相承诺减少通货膨胀，而反对派领导人则希望经济增长超过其他七国集团国家。与此同时，德国财长希望欧盟恢复大流行前的财政规则。我在其他欧洲国家也看到了同样的思想匮乏。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所写的那样，政治中间派，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除了空洞的口号，什么都拿不出来。
意大利在这条路上走得比其他国家更早，也走得更远。在过去的25年里，不满的意大利选民尝试过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其间穿插着技术官僚统治时期。自2018年以来，他们开始转向反建制政党，如贝佩·格里洛的五星运动党、马泰奥·萨尔维尼的联盟党和乔治娅·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搜寻工作将继续进行，直到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服务的人。也许是梅洛尼;我怀疑这将是一位来自中间的政治家。
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预计它会更加专制和专制，而不是那么超国家。英国退欧是后一种趋势的最极端例子，但在其他地方，欧洲一体化的鼎盛时期也已过去。我还预计，未来的政治多数派将不再那么迷恋自由市场和独立央行等机构。
所以，是的，它可能会比20世纪70年代更糟。当时有一些选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在我看来，与资本主义自我改革的童话故事相比，另一个极端时代更有可能出现。这不是资本主义所做的。
